调查人员一般是中年人

　　调查人员都经过专门的培训，一般是中年人。年纪稍大一些，会给人一种可靠感。年轻人就显得有些不合适——一个20岁的调查者，去问一个40岁的人关于性的问题，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轻视。“他会觉得，你一个20岁的人知道什么呀!”

　　中年人也比较礼貌，容易理解人。在潘教授看来，“现在不讲礼貌的多是年轻人，中年人至少说话比较客气。”

　　态度最关键。平等待人，在社会调查中是最起码的一条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，从一年级就开始被教育这一点。“什么是社会调查？就是求爷爷告奶奶，把这一条给我记住。人家没有任何义务回答你的问题，你去了是给人家添麻烦的。哪怕你给人家小礼物，给人家一点儿钱，但人家需要吗？”

　　这次调查会付一些报酬，一般20元左右。不过潘绥铭表示这仅仅代表感谢，他否认这对吸引调查对象有多大作用。“在北京给你20元钱，问你的性生活，你会到我们的访谈室来吗？”

　　绝不能上去就说“请你配合”之类的话。凭什么配合你啊？“很多社会调查都犯这个错误，跟人家说话的时候，盛气凌人，居高临下，那肯定玩完。你想做调查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任何关系，我没有义务给你打工，我有选择权。”

　　在潘绥铭看来，一颗感恩之心很重要，“人家告诉你这么隐私的事，你应该感谢人家。不信你到大街上去问人试试，看谁理你。”

　　越是底层人越不好意思拒绝你

　　这次性调查遍及全国，包括四川、陕西、宁夏等省区的一些偏远山区。比如四川阿坝地区一个较穷的县，就在这次调查被抽中。即便在这样的穷山僻壤中，人们对性调查的接受，也不成什么问题。

　　主要的困难来自另一个方面。这些农村人没有阅读习惯，不少人说自己初中毕业，但他们看电脑上的文字时，速度极其缓慢，一句话都能盯着看很久。而且常常对有些问题无法理解。这是让调查员们最费劲的一个难题。

　　从2000年第一次调查之后，潘绥铭就有一个感觉，中国人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保守。关键是采用一种让人舒服的方式，让人在一种安全的环境下接受调查。要是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，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下，去问那些隐私问题，人家当然不理你。

　　中国人讲情面，一对一调查，被调查对象抹不下脸来拒绝，这个特点也帮了潘绥铭大忙。“尤其是农民，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拒绝你。看你都那么大老远的来了，费劲说了这么半天，要还不去，他会觉得不好意思。越是底层人，越不好意思拒绝你。上层人才不理你呢——我凭什么回答你这些问题？”

　　虽然没有分开计算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数据，不过给潘绥铭留下的印象就是：农村人口的有效回答率更高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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